出逃了？好个无廉耻之徒！”

　　此刻，蒋委员长正在西安，忽然接到云南省主席龙云来电，询问他是否预先知道汪精卫出走的事情。

　　接到电报后，蒋委员长心中猛然一惊，当即长复电否认，坚称目前绝无与日本谈判和平的余地。

　　12月22日，日本发表近卫第三次对华声明，“日本政府，本年曾一再声明，决定始终一贯以武力扫荡抗日的国民政府，同时和华夏同感忧虑、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，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”，与汪精卫出走遥相呼应。

　　12月24日，蒋委员长从西安飞回重庆，部署辟谣。

　　当晚，他请端纳通知英美驻华大使，声明汪精卫绝对无权与任何人谈判和平。还说，华夏不但没有想到与日本谈和，并且正在准备做大规模的抵抗。

　　12月29日，汪精卫的意图终于明朗了。

　　汪精卫在香港的《南华日报》发表对日通和的“艳电”，向蒋委员长建议与日本罢战言和，携手防共。

　　汪精卫，这个名字让所有华夏人鄙视，他在抗战最危难的关头，不顾民族大义，以国家副总裁的身份投靠日本人，为日本人办事，成了人人唾弃的汉奸。

　　但是，汪精卫又让人觉得矛盾，他年轻时也有过革命精神，曾策划刺杀清末摄政王载沣，被捕后写出了“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”的诗句！

　　但侥幸逃脱后却变得害怕赴死，懦弱自卑、妥协的性格逐渐占据了心智。

　　汪精卫在与蒋委员长的争权夺利中，一直处于下风、被动位置，这与他个人性格不无关系。

　　汪精卫早年留学日本，是一个严重的“唯武器论”的人，他看到了日本的强大，所以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非常恐日。

　　甚至当十九路军在上海同仇敌忾，一度打退日本人时，汪精卫依旧觉得“须知数十年来，华夏军事经济，在物质上着着落后，固不待言；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善。”

　　汪精卫怕打仗，怕死，所以极力促进所谓的“与日本和解”。

　　1935年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派人暗杀他，子弹射中了他脊椎后，汪精卫就更加怕死了、畏惧了。

　　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，汪精卫更加是惶惶不可终日，一度煽动孔祥熙在日本人提出的停战条件上签字，甚至仗打了一年之后，他还对着媒体说“未关闭停战之门”。

　　1938年12月18日，在身边亲日派的怂恿下，终于走上了叛逃之路。

　　1939年元旦，蒋委员长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临时会议，决定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党籍，撤消他的一切职务。

　　二十天后，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，一共开了十天。

　　蒋委员长在会上重新解释“抗战到底”，说这个“底”不是打到鸭绿江边，而是“要恢复‘七七’事变以前的原状”。

　　会上，蒋委员长还确定了“溶共”、“防共”、“限共”、“**”的方针。

　　会后，国民党中央秘密颁发《防制异党活动办法》的训令，还成立专门从事**工作的特别委员会。

　　随着抗战相持阶段的到来，蒋委员长开始把注意力从领导全国抗战转移到取消**上来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汪精卫叛国投敌，使蒋委员长面子上非常难堪他决定趁热打铁动用蓝衣社特务组织，执行刺杀汪精卫的任务，干掉这个党内的老对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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