位,可以拥有户税。也是命运捉弄,柳下越的本意是沙场立功,得以封爵,谁料还没有立下任何功劳,仅凭父亲的功勋便获得如此高位,心中不免忐忑。同时也会受到功勋群臣的质疑,据《史记虞穆田伍列传》记载,与他同等爵位的田贲甚至当着众朝臣的面说他是”虎父犬子“。
在这种情形下,柳下越所受压力之大可想而知,很希望有机会证明自己。
他的机会很快就来了,赵元年,赵国和吴国的在鲁宋泗上的矛盾加剧,最终演变为战争。当时的赵侯无恤决定亲征,柳下越也踊跃请缨,获准在骑兵里做一名副将,从君出征。
春秋末年的赵吴之战,是奠定定鼎格局,乃至于我们现在历史的一次大战。可惜从史书记载我们可以知道,柳下越在这场大战里依然没有什么亮眼的功劳,悻悻而归,但他却给后世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战争纪实,那就是《南征记》。
柳下跖虽然在后世戏剧、影像里常以据啸山林的大侠形象出现,但实际上,他出身于鲁国贵族展氏,少年时也受过良好的教育,甚至能在辩论上将当世的名士孔子说得哑口无言。在其父影响下,柳下越从小便识字,在进入学宫后虽然在诗书礼乐上成绩不佳,但与当时的”史家小说家”两派士人接触,耳渲目染之下,文字功底不差,加上他素来喜欢记录沿途山川地理的习惯,便促生了这一本仅有数万字的随军笔记。
值得一提的是,史学界一直有一种“文体备于春秋之末”说,也就是说,后世的纪传体史书、小说、笔记、辞赋、诗词、戏曲,乃至于散文、笔记,都是在春秋之末这不到五十年时间里井喷出现的。其中缘由,一是因为天下趋于一统,临漳学宫建立后,华夏士人有了一个广泛交流的平台,夏商周三代文化得到了总结和发挥,催生了新的思想和文体;其二,纸张的发明,毛笔的改进,乃至于雕版印刷术的面世,使得书写不再是一种昂贵的贵族特权,在纸张这一载体上呈现的内容,也不再是甲骨文、金文的寥寥数笔,或是竹简帛书上的惜墨如金。
而笔记这一体裁的开创者,恰恰是柳下越的《南征记》,在他五十年后的《史记艺文志》也把他当作为“小说家”中的一员。
综上所述,《南征记》是以笔记的形式按时间顺序书写的,虽然文字略显粗糙,修辞稚嫩,远不及《史记》在叙述这场战争时的用词华丽,恢弘壮阔,也不及左史丘明在《左氏春秋》里的严谨深入。但胜在作者是这场“春秋霸业终结之战”的亲历者,在许多细节上,是史记和左史无法企及的。
当然,从我们后人的眼光来看,更主要的是,《南征记》作为柳下越一手持剑,一手持笔的处女作,是他后来创作更伟大作品的台阶。而这场战争里柳下越的所见、所闻、所感、所思,也是促使他数年后做下更伟大事业的动力来源。
虽然年代久远,但《南征记》的手抄稿一直流传,柳下氏家族也有较完整的底本,现存的邺城书局影印本《南征记》就是以这本手抄底本为基础,并参较了其余大约六七种流传的版本,对照《史记柳下越列传》等相关史料,相互校订而成。
如前所述,史学界对《南征记》的研究已经十分深入,但并不为大众所知。将这本两千多年前的古书翻译成贴近大众的白话文,让更多人从另一个层面去了解那个恢弘的时代,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,了解华夏民族的伟大开拓者柳下越的早年经历和心境,是十分必要的。
我们在翻译本书时,将尽量尊重原文,但在语句逻辑和修辞上会尽量通俗易懂。但出于对历史原貌的尊重,当时的人名称呼、地名等,均按保持书中原文。比如赵无恤,当时只是诸侯,译文便不用后世追加的种种尊称头衔,而是沿用书中柳下越对他的称呼“公君上”等,因有疑惑,特此说明。
最后,在《南征记》白话文译本成书出版之际,笔者仍然要感谢邺城书局的各位领导的支持,以及柳下家族后人的协助,是你们一如既往的理解,才有本书的诞生!
ps:第二章在晚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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